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或将迎来重大突破！
近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全票通过《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财产的法案》，该法案将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为1815年11月至1972年4月间，覆盖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敦煌藏经洞流失文书及非洲多国文物等。这项法案生效后，对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是“实质性突破”，还是“象征性进展”？将为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尤其是法国）的追索与返还带来哪些积极意义？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委会副主席段勇在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采访时表示，该法案确实可以说是显著简化了索回流失文物的相关程序，降低了文物返还难度。
段勇对澎湃新闻表示，1860年英法联军以战利品名义从圆明园劫掠的大量珍贵文物，当时就遭到雨果等人文主义者的谴责，该法案明确规定非军事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属于返还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的非法流失文物更是属于应该返还的范围，民国时期若干石窟、寺庙被盗凿走私出境的佛像、壁画等也属于非法流失文物，均属追索返还对象。当然我们的追索范围不仅限于此。”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全票通过《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财产的法案》适用范围为法国在1815年至1972年间获取的文物，其中相关条款要求法国政府每年公布涉嫌非法获取的文物清单，以便文物追索国更好地掌握信息。法案同时要求相关国家需承诺，按照国际标准保管归还文物，并确保对公众开放。不过，该法案仍需经过国民议会与参议院达成一致后方可最终生效。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内收藏有大量中国文物
段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该法案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修订法国现行的《遗产法典》和《公共财产法典》，把核心原则“公共财产不得转让”做了可变通处理。非法流失物返还的最大障碍由原来只能通过立法程序来解决，变成通过行政法令直接审批，可以说是显著简化了相关的程序，降低了文物返还难度。
原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大堡子山流失金器
在欧美列强中，法国对于返还非法流失文物是比较积极和配合，有多批次文物成功返还案例，比如圆明园十二生肖鼠首、兔首铜像的回归以及2015年国家文物局从法国追回甘肃大堡子秦公墓地被盗掘金饰片文物等。这些文物返还案例中，法国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是比较实事求是和积极配合。
根据段勇多年研究，迄今海外公私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总数约有1500万件，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正当交流、交易的艺术品、商品、纪念品等，但是也有大约10%，即150万件为非法流失文物，主要源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文物流失高潮。
一百多年前，敦煌莫高窟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与当地村民
枫丹白露宫“中国馆”装饰天花板的缂丝佛画像
根据《澎湃新闻｜古代艺术》梳理，中国文物在近代（尤其晚清至民国）通过战争劫掠、非法买卖、走私等途径流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主要集中在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与圆明园劫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掠夺宫廷文物，这是中国文物流入法国最集中、争议最大的来源，包括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部分）、清宫陈设器物如景泰蓝、玉器、漆器、御用摆件，宫廷织绣、屏风、家具等大量宫廷文物流入法国，这部分文物主要收藏于枫丹白露宫中国馆。
枫丹白露宫“中国馆”青铜鎏金佛塔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 鎏金编钟
除了战争时期的非法掠夺，另一个高峰是通过探险与“学术采集”等名义流失出去的文物。代表性的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20世纪初进入敦煌莫高窟，从藏经洞获取的大量敦煌文献，这些文献现在主要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吉美博物馆等。还有一类则是在晚清社会动荡，通过古董商人、文物贩子盗卖进入市场流通的文物。
唐代敦煌遗书残片《寺院入破历》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图源：网络）
法案生效后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性进展”，也能够成为流失文物回归的“实质性突破”，能够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尤其是法国）的追索与返还带来积极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有海量的文物流失在海外，收藏于海外知名博物馆，其中经战争掠夺和盗卖等渠道非法流失文物记录着一个多世纪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掠夺和创伤。可以说，对中国而言，该法案为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敦煌遗书等大量流失在法国的文物提供了新的法律契机，有望推动国宝从“个案追索”走向“制度化追索”。
对话｜段勇（ 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和解读法国通过的《关于规范并便利归还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获取文化财产的框架法案》（以下简称文物归还法案）这一法案的？该项法案最大的突破和意义是什么？
段勇：这个法案名称翻译似乎不太准确，虽然隐含了这个意思，但并没有“殖民”字样，这一点本身就有意义，因为返还对象可以突破过去局限于原殖民地的范围。该法案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修订法国现行的《遗产法典》和《公共财产法典》，把核心原则“公共财产不得转让”做了可变通处理，这一原则过去是法国国有机构返还其收藏非法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或者拒绝返还的借口，过去要克服这一规定只能由国会按照立法程序通过专门议案来解决，流程复杂且执政党和反对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该法案规定依照一定程序通过行政法令即可解除有关文物的国有性质，从而实现返还，确实显著简化了返还流失文物的程序，降低了相关工作难度。此外，这次法国国民议会是以全票通过法案，说明返还非法流失文物在法国已经形成共识。记得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宣布将返还非洲殖民地文物，在欧美率先正视历史欠账并承诺改正，引领了近十年欧美部分国家重新审视和检讨收藏殖民背景文物的潮流，当然这也是在文物流失受害国的长期追索、国际公约精神日益普及、欧美国家有识之士的宣传施压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通过这个法案，延续了这一有利于文物流失国的趋势，标志着法国在推进这一进程中迈出了实质步伐，法案规定成立国家返还委员会，并明确了返还程序，即由申请国提出，双方组成联合科学委员会审核，再由文化部提交返还委员会审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相信也会促使其他非法流失文物收藏国的响应和跟进，从而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加快建设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公平正义新秩序。
澎湃新闻：这项法案对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是“实质性突破”，还是“象征性进展”？它能够对中国非法流失海外文物（尤其是法国）的追索与返还带来哪些积极意义？
段勇：我认为这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性进展”，也能够成为流失文物回归的“实质性突破”。首先近十年来法国在返还其收藏的非法流失文物方面是比较认真和积极的，除了表态承诺、编制研究文件，也有实质行动，比如联合返还贝宁青铜器。对于我国追索非法流失文物，法国也是比较配合的，例如我国追索圆明园十二生肖的鼠首和兔首铜像、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盗黄金文物等成功案例，都得到了法国官方和私人的配合与支持。虽然该法案还有待最后程序后才能生效，但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应该在冷静观察、谨慎乐观的同时积极回应法国的这一举措，明确表示赞赏和欢迎，并抓住这一机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加强进一步研究，主动对接法方程序，争取尽快促成重要流失文物的实质性回归。同时还要与其他非法流失文物受害国一起，趁热打铁推动德国、荷兰、英国等其他流失文物收藏国尽快跟进，督促采取消极观望回避态度的日本、俄罗斯等国改变鸵鸟政策，正视历史问题，采取切实返还行动，参与到国际返还非法流失文物的行动大潮中来。在这一过程中，流失国和流入国双方要本着尊重文物的民族情感、承认文物的普适价值、坚持交流的道德标准、正视历史的传承经历、默认法律的局限作用等原则，循序渐进、聚焦重点、理性协商，善作善成。
澎湃新闻：法案提到该法案适用范围是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获取的文物。为何是以这段时间为节点？适用该法案范围的中国非法流失文物都有哪些，它们的保存现状如何？是否如一些公众和舆论所乐见的，可以促成这些流失多年的文物回归？
段勇：1815年是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和会规定法国返还拿破仑从欧洲各国获取的文物艺术品，1972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即联合国教科文1970年公约）这一最重要国际公约正式生效，而这一段时期同时又是国际殖民主义从兴盛到衰落的重要时期，亚非拉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在丧失主权和战乱动荡状况下发生了大规模文物流失，形成如今的国际非法流失文物问题。
在这一时间段内，1860年英法联军以战利品名义从圆明园劫掠的大量珍贵文物，当时就遭到雨果等人文主义者的谴责，该法案明确规定非军事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属于返还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的非法流失文物因已在1899年海牙公约之后，连“战利品”的遮羞布都没有了，更是属于应该返还的范围，民国时期若干石窟、寺庙被盗凿走私出镜的佛像、壁画等也属于非法流失文物。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具备购买交易因素的文物流失性质相对复杂一点，需要认真研究，说明其显失公平，或揭示其违背法律的性质。此外，咱们也不必过于局限于法案规定时间段，可以在该法案精神下推而广之，把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盗墓风潮期间被盗掘走私的大量非法流失文物争取纳入追索返还对象，而且如前述已有大堡子山流失黄金文物等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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